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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作者:杨子彬]  [2009/2/19]
一、复兴先秦儒学,振兴中华。造福全人类

今天人们都在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更应明白,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是民族的生命力,传统文化是民族的“命根子”。科学技术是由人,并且为了人而发明创造,而掌握运用的;而人,不仅要有知识技能,更要有思想,有灵魂,要有人生观。也就是要有哲学。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指导,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给民族,甚至人类带来的往往是灾难,所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人生观或哲学,主要是指导他们奉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

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财富,最深厚的生存根基,也是民族振兴的基础。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不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西方文化的冲击。而是明清以来变本加厉的宗法封建体制下的文化专制主义和“五四”以来一群群糊涂“精英”混淆先秦儒学、后儒、官儒和伪儒,抛弃传统文化,抛弃儒学,抛弃孔子,使民族丧失安身立命之本。既然丧失了民族自己的文化根基,也就不可能学到外来文化的真精神。这就不仅离开了传统文化的大道,而且离开了人类文化的大道,剩下的只有中外糟粕杂揉在一起的胡折腾。五十多年前贺麟先生的话今天更显得深刻和正确:“民族复兴,本质上是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儒学的复兴。”(41年8月《思想与时代》杂志《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为什么产生于宗法社会的儒学能作为现代中国振兴的文化主体和根基呢?难道在九天揽月的高科技时代,中国就找不到一种新的学说思想指导它的现代化呢?儒学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内在根据是什么?

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根本的永恒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七十年代末,我重新探索救亡之道,就是从揭示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入手的。人异于禽兽的本质属性是具有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本能,此之谓“向上性”。人是以群为单位走出动物界的,并且永远离不开群体,人是社会动物,此之谓“为公性”。人的本质属性就是向上性和为公性的对立统一。这是认识和解决一切人类问题的基础,这是人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人和人,人和社会以及人和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都源于此。这些关系的发展都以矛盾双方相互促进为理想。所谓人道主义,就是遵循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及其规律,不断协调矛盾,促进其和谐均衡发展。片面发展任何一方超越界限而妨害、扼杀另一方,必然破坏人性,阻碍社会发展,恶化自然环境。

自从人类作为一个族类诞生以来,就本能地、并逐步自觉地沿着这个规律前进。思想家都围绕着如何探索、阐释和促进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永恒的主题提出自己的学说,而其价值则取决于他的学说所涵容的人道的质和量。

我以这个人道主义为标准衡量古今中外的文化、学说和宗教体系,终于认识到,从表面上看,儒学生产于春秋末期的宗法封建社会,就产生的时间而言,比之近代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西方文化,落后一个历史时期。这一点应承认,特别是秦汉以来直到近代,后儒沦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但从根本上说,儒学是炎黄文化经过两三千年不断的综合创新,对天命观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从整体上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孔子在发现个人的价值,揭示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以“仁”为核心,包括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人道主义的儒学,正确地解决了向上性和为公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促进——起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发展为限;同样,社会的发展以促进或不危害权利和自由为限。这既区别于片面调个体自由发展,自然无为的道家;又不同于片面强调整体利益,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墨家、法家。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相比,既区别于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派;也不同于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大陆“人民主权派”和马克思主义。为恰当的处理人际、社会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的理论基础,为促进历史沿着最佳途径发展设计出从小康到大同的理想方案;并以其一生的实践作出行义弘道的榜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曰:“西哲东哲,心同理同”。古今中外,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课题是普遍和永恒的。所以,儒学虽然创立于中国的宗法社会,由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性发展、社会进步这个根本课题,所以具有人类意义和永恒价值。只要人类基本上沿着社会规律前进,就离不开揭示的这条人道主义的中轴线。试问: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从日常社会生活,到一切族际、国际矛盾和冲突,哪一件不能用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呢?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和文化水平越高,人的本质和社会实际揭示得越深刻,人们就越接近,也越容易认同孔子思想。这正是“五四”以来,历经全盘英美化和全盘苏化的中国人,终于开始认识到只有复兴儒学文化才能振兴中华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有识之士把人类未来寄望于孔子的根本原因。

十年探索,得出和现代新儒家相同的结论: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造福全人类。乃于九二年六月在四川德阳”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揭举大陆新儒的旗帜。我主张以先秦儒学为主的“综合创新”。

现在将我的儒学观概括如下:

1、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是人道主义,自从人类作为一个族类诞生以来,就本能地、并逐步自觉地沿着这个规律前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任何文化、宗教或思想都围绕着如何探索、阐释和促进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永恒的主题提出自己的学说。这就是孔子说的,“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系辞下》)而其价值则取决于这种文化、宗教或学说所涵容的人道的质和量。

2、孔子是人类思想家。孔子在发现“人”的基础上,揭示并完整地把握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创立了以”仁”为核心,包括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儒学;为正确解决向上性和为公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的理论基础。从而为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找到了客观的标准: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发展为限;同样,社会的发展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限。这既区别于片面强调自由发展,自然无为的道家,又不同于片面强调整体利益,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墨家、法家。和西方文化相比,既区别于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派也不同于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大陆“人民主权派”和马克思主义。所以,儒学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它虽然创立于宗法封建社会,由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性发展、社会进步这个根本课题,所以具有人类意义和永恒价值。只要人类基本上沿着社会规律前进,就离不开孔子揭示的这个人道主义的中轴线。试问,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从日常生活到一切族际、国际矛盾和和冲突,哪一件不能用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呢?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和文化水平越高,人的本质和社会的规律揭示的越深刻,人们就越接近,也越容易认同孔子思想。这正是“五四”以来,历经全盘美化和全盘苏化的中国人,终于开始认识到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有识之士把人类的未来寄望于孔了的根本原因。

3、只有复兴儒学,才能振兴中华,造福人类。复兴儒学即在还孔子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首先复兴先秦儒学的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把儒学当作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新民族新文化之本、体和“语法”。

4、从“语法”意义上学习、借鉴他种文化(包括宗教),首先吸取他种文化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成就,以丰富、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既非“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

5、各种民族皆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本、为体、为“语法”,综合创新民族的新文化。即“以我为主,综合创新”。这是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

6、各种综合创新了的民族文化,以人道主义为本、为体、为“语法”,共同创新人类未来文化。这种人类共同文化,在每个民族、国家又表现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未来的人类文化不可能是某一种文化或学说或宗教的一统天下,而只能是“和而不同”只能是各种“综合创新”了的多元文化的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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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儒学振兴中华要走子贡亦学亦商亦政既富且仁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联合学者,政治家和儒商,做集体的子贡:以儒学为主,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以此为指导,创办从托、幼、小学就学习古文化、外语和电脑的寄宿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肓事业。在提高民众,特别是新一代文化素质的前提下,培养新时代的人类的孔子。如此做出“样子”,推而行之,既可有助于振兴中华,造福人类。

肇源于二十年代初的这种认识,是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被内外反动和所谓革命势力反复折腾百余年来从整体上觉悟的标志,是中华民族回到人道主义的传统文化和人类文化大道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性、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的觉醒和恢复,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复兴,虽然步履蹒跚,但却神态凝重,从下到上,发自内心和人性的本然,势不可当。一个迟到的“文艺复兴”的高潮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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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传统文化统一中国,争取二十世纪成为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

提案:成立以李光耀先生和所有有国际声誉和影响的华人为首,囊括全球华人精英的世界华人代表大会,促其实现。

世纪之交,千年之始,适逢世界从冷战、对抗向和平、合作过度,不仅中华振兴面临空前的好时机,而且我们有充分的条件争取二十一世纪成为儒学的世纪、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东亚“四小龙”,中国有其二。香港是东西文化综合创新的成功范例,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一种典范。台湾近二三十年来在政治、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为民族振兴提供了另一种模式和希望。东亚“四小龙”的新加坡和韩国的振兴,和儒家直接有关,他们维护传统,尊崇儒学,以我为主学习西方,可说是实践了儒学的成功范例,他们的经验为振兴中华提供了第四种模式和希望。再加上遍布全球的华侨和华人,素有爱祖国、爱家乡的传统,为了振兴中华,他们几乎可以把全世界每个角落的机会都奉献给自己的祖国。综合四种模式的优点,和全球华人的智慧和财力,就可以几何级数地创新为一个民族振兴的空前的大希望。而可以将四种模式的优点和全球华人的向心力凝聚起来的,只有传统文化,只有儒学,只有孔子。所以,我特别赞赏陈公立夫先生提出的用传统文化统一中国的主张,和杜维明先生说的:儒学和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可以良性互动,相反可以相成。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成熟的辩证思想。如能吸取两党建国、治国的经验教训,当作民族的共同的财富,再学习新加坡、韩国、日本和西方的经验,则二十一世纪不仅是儒学的世纪,而且是华人的世纪,人类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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