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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三:宋代相权之强化(一)

[作者:诸葛忆兵]  [来源:天界城]  [2012/2/13]
宋代宰相有多大权力,与前后朝代相比究竟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这一直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史学界以往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宋代的相权缩小了,宋代把军权分给枢密院,财权分给三司,设审官院分宰相的用人之权,同时,宰相还要接受台谏的严密监督,在中书门下又分设参知政事,以牵制宰相,所以,宋代宰相的权力已经萎缩到令人难堪的地步。钱穆的《论宋代相权》就持这种“宋代宰相权弱”的观点,以后史学界所论大致沿袭这个观点,几成定论。近十几年以来,部分学者在认真排比了宋代第一手史料后,得出完全相反的意见。如王瑞来先生在《宋宰辅编年录研究》(代序)中总结说:“在不断与皇权抗争中,宋代的相权总的看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要。有宋三百年的政治舞台,基本上是由这群掌握实权的宰辅导演的,而皇帝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尊贵的偶像而已。”张其凡先生考察宋初中书事权之后,得出相权强化的结论,《宋初中书事权初探》说:“中书的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上述两种意见,都是从皇权与相权对立的角度观察史实。张邦炜先生则改从两者统一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宋代皇帝的最高统治权和宰相的最高行政权是相辅相成的,“宋代的皇权和相权都有所加强。”这种意见很具启发性。真宗曾对宰相等说:“上下和睦,同济王事,忠孝之诚,始终如一。”宰相张齐贤等回答:“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一体,岂有不同其心而能济国家政事者哉。”(《长编》卷43)宋代帝王与宰相在许多时期内确实基本上做到了“上下一体”,所以,两者的地位和权力都得以加强。宋代“积贫”、“积弱”,在强敌的环拱之下却依然能存在三百多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君臣的同心同德。翻检两宋史料,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两宋基本上没有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乱政之事发生,只有权相架空皇帝,独揽中央大政。这个简单的事实以最简洁的方式证实了宋代相权之强化。

讨论宋代相权的强化或衰弱,还必须澄清一个问题:即以哪个朝代作为参照系,作为比较对象。西汉前期,实行丞相开府的个人领导制,丞相可以开府自辟僚属独立行使各项权力,包括选用朝廷和地方官吏,统辖百官,主管郡国上计考课,自行诛罚予夺,总领百官朝议奏事,封驳谏议等,可以自行惩办千石左右的太中大夫等中级官员,对内史之类的二千石大臣,也可以先斩后请。与这一阶段的宰相相比,宋代的相权当然是衰弱了。从突出个人领导作用的三公制到隋唐的三省制,逐渐建立起宰相的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制中的每位宰相,权势都不如个人开府负责时期的宰相。讨论宋代相权的强化,是在宰相集体领导制的范围内,主要与隋唐时期三省制度下的宰相比较所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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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排比两宋史料,就能发现宋代在不同的时期或皇权和相权都得到强化;或相权过度膨胀,确实削弱了皇权,不可一概而论,但以前一种情况占主导地位。形成这样一种现象,首先必须推究其变化的历史起因。

第一节 与士大夫治天下

宋代相权强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帝王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抉择。柳詒徵先生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室、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中国文化史》第516页)

宋代中央集权大大加强,这一点古今史学界都没有异议。宋代中央集权,包括皇权和相权两个组成部分,这是在一个整体中互相依赖的一对矛盾。当双方的统一性占主导地位时,任何一方的强化都是对另一方的支持;当双方的矛盾性被凸现出来时,任何一方的强化都是以削弱另一方为代价的。两者关系的一般模式是“委任责成”,即皇帝委治国重任于宰相,责其成功。其中,皇帝握有最终决策权和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议政和行政权。在常态模式之下,相权的充分发挥,便是皇权的最好体现。

封建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皇帝便处于金字塔的塔尖,由他支配权力并操纵权力的运转。但是,作为个体,皇帝的能力、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依赖某一群体或某几个群体,委托他们共同治理国事,共同组成权力中心。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对萧瑀评价隋文帝时说: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贞观政要》卷1《政体》)唐太宗将此作为一条历史经验教训来汲取。宋代真宗也认识到:“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长编》卷86)历史上,皇帝或信任亲近内臣,或依靠同姓宗亲,或仗恃外姓国戚,或听命身边后妃,中央权力机构中分别出现宦官、宗室、外戚、后妃擅权的局面。

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历朝皇帝所遵循。宋太宗对宰相李昉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长编》卷26)宋徽宗诏曰:“人君所与共治者,惟辅弼大臣。”(《宋会要·职官》1之32)吕诲则说:皇帝“所与朝夕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7)文彦博也曾对宋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长编》卷221)御史彭汝礪对神宗说:“陛下所与共天下事者,惟一二执政之臣。”(《长编》卷285)左司谏王岩叟对哲宗说:“臣窃以陛下所与共天下之治者,惟二三执政大臣而已。得其人,则陛下不劳而天下蒙福;非其人,则天下受弊而陛下独劳”(《长编》卷370)。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将其归纳为“威福在于人主,而治乱要在辅臣。”(《长编》卷176)在这一点上,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已经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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